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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舆情对公正司法之影响
www.chloooe.com 】 【 2016-06-01 10:01 】 【来源: 新疆体彩时时彩开奖】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进入社会急剧转型期,诸多深层矛盾被激发,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民生民意愈发成为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共同关注和探讨的命题。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政策指引下,法律作为社会矛盾调节器的功能日益突出。然而,由于我国法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加之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权力大于法”、“金钱大于法”、“关系大于法”、“人情大于法”,打官司变成“打关系”等不公正社会现象的客观存在,社会民众对通过以法律寻求正义的信念被严重动摇,不正常的纠纷解决方式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备感无奈,越来越多的问题似乎无法完全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解决,以实现社会公众内心寻求的公平与正义。而当“找关系”,“走后门”在部分案件的司法审判中折射出对正义的不正当冲击时,一些民众就通过使用网络这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工具,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传统手段,试图来“匡扶正义”,以自力救济的方式实现他们内心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以网络舆情来监督公权力的运行机制,推动司法审判程序走向透明、公开,从而使审判结果更加客观公正,促进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实现。

  一、何谓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就其字面来解,应是指网络上反映的舆情,通过网络传播的舆情。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关于网络舆情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创新。网络舆情是网民通过互联网络这种快速的现代传播工具来反映或广泛传播的部分或全部社会舆情,是民意在网络上正常或不尽完全正常的折射。有时,网络舆情会等同于网论热议,网络舆情的发展会部分或全部转化为社会舆情,进而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网民通过网络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意见、要求时,可以快速、直接、客观、真实地反映对社会和的看法。时下,互联网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舆情传播机制,社会民众可以通过新闻与评论、网络社区、论坛、微博、博客、个人空间、聊天软件等多种渠道来发布、获取和传递舆情信息,加之网络舆情具备丰富性与多元化、情绪化与非理性、个体化与群体极化等特性,且网络舆情传播即时、迅速,网络舆情已愈来愈成为映射社会舆情的晴雨表。

  本文提及的司法审判主要是以近年来颇受网民关注的刑事案件为视角,通过对这些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刑事案件的分析,揭示网络舆情对当代司法审判的影响甚或冲击,以期对理论界及实务界起到一定的启示与参考作用。

  二、网络舆情是否冲击审判独立进程?

  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个百分点。互联网络,自其诞生以来,就以其自身固有的快速性和广泛传播性,可以将新闻瞬间传播到网络能抵达的世间每一个角落。网络舆情虽然往往是来自部分网民的呼声,但是却也代表着整个社会相当比例的民意,其将视角瞄准各种公共资源、特别是公权力的使用与分配,进而披露各种不端或舞弊行为,以众说纷纭的方式,对社会公众问题进行肯定或抨击,以求社会公正的实现。可以说,来自互联网络的网民舆情,通过跟踪与发现事实真相,在促进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实现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一些事件若没有网络这种快速传播的媒介的推动,其影响只能局促于其事发当地或很快被平息下去;但当借助互联网络的传播则迅速演变成为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公共事件。纵观近几年来数起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因社会舆论、特别是网络舆情的推动而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案件,网络舆情以其传播迅速、影响面广、波及力强等特征,推动着事态的进展由量变趋向质变,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征服了某些司法审判人员乃至其整个审判团队的思维,威慑着其行使司法判断权。如何判案才能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司法才能更符合民意,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不断的考验且磨练着当代司法工作人员的思维。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这时仿佛也成了衡量司法审判工作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比如,在某些地方法院所进行的以调解结案率甚至零判决率作为考核法官绩效的指标,就折射出这一问题的存在。为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产生的社会舆情以网络的形式广泛传播开来,与司法审判进程的独立性展开了力量的博弈,其博弈的最终结果竟是实务层面的司法审判人员所感受到的社会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的表面对立。[ 笔者之所以认同为是“表面对立”,是因为社会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本应是统一的。可是如果处理不好,则以追求社会稳定为目标的社会政治效果与实现社会公正为终极目标的法律效果就对立。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前的法律与文化、道德尚存在着紧张关系。超前的法律制度尚得不到滞后的道德观念的支撑。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道德基调动不动成为群体性事件冲击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说明的了这一问题。]这既不应是当代法治社会的期待,更不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追求。

  从近期发生的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来看,尽管负责办案的司法机关对外声称其在审理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其判决是严格按司法程序保持了法院的独立性进行的法律适用,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网络舆情的冲击好像在不断的左右着案件的走向。具体案情的来龙去脉貌似更具有说服力,不争的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力量。众所周知,药家鑫案是近年来备受网络舆情关注和影响的案件之一。在网络舆情的大力推动下,整个社会都对药案的审判进行了关注。特别是在“药家鑫不死,法律必死,两者中必死其一”[ 参见百度空间:药家鑫案舆论风潮折射民意[EB/OL],http://hi.baidu.com/%B3%CF%D0%C5%B4%F3%CD%F8%B5%EA/blog/item/128f0b156b5dc0d0a6ef3f45.html,2011-04-26.]的网络舆情强烈攻势下,药家鑫被一步步推向刑场。在药案的整个审判与执行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司法环节都受到了来自网络的质疑与审查,案件进展的每一步都在网上被公示。网民的广泛议论及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关注所形成的舆论导向,好似比司法进程本身更快的做出了药家鑫必死的判决。药家鑫被判处死刑的结果在网上快速公开传播,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多米诺骨牌(domino)是一种用木制、骨制或塑料制成的长方形骨牌。玩时将骨牌按一定间距排列成行,轻轻碰倒第一枚骨牌,其余的骨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依次倒下。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指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多米诺骨牌效应”或“多米诺效应”。]迅速波及并影响到一系列类似案件的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被网民们称之为“赛家鑫”案的云南李昌奎案。基于同案应该同判的司法原则及受害人亲属对公正的追求,李昌奎案也被效仿于借助网络舆情的力量来寻求司法救济。而最终致使一审被判死刑而二审被改判死缓的李昌奎,再审中又被改判死刑。而李昌奎案之再审启动程序竟是由同一法院在波涛汹涌的舆情影响之下主动启动起来的。云南高院启动再审的契机虽然不能贸然断定为是为网络舆情所激发,但是网络舆情所形成的强烈攻势,在推动其进行司法改判的进程中所展现出的力量可见一斑。

  从以上可以看出,一些刑事案件发生以后,经过网民进一步的传播和评论,对案情起到了倾向性的引导作用,进而通过一些尖锐化的语言造就影响,极易影响司法活动的独立进程,使法官屈于舆情之压力,从而作出有失客观公正的审判结果。网民们在不了解或不能充分了解案情相的情况下,出于朴素的善恶意识和正义观念对案件进行的评判,不应过火,更不应冲击正常的司法活动。

  三、网络舆情是否造就法院办案困境?

  我们的社会舆情仿佛已形成一个特点,每当遇到重大疑难的社会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的审理,自始至终网上的舆情似乎都不会停止评判。这一点在近期发生的几起重大刑事案件中表现的尤为淋漓尽致。于是,司法工作人员在面临网络舆情所生成之“民意”与寻求司法公正之“法意”相抉择时,经常会茫然而不知所措。这必将导致司法活动进入困境,导致法治进程步入危机。司法工作人员在办案时除了要频受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之外,还要额外再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质询甚至怀疑。如果让重大案件的办案人员时不时的关注代表民意走向的社会舆情,这不仅仅会增加司法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还必将影响其正常的法律思维,丧失司法的独立性。过多的关注网络舆情,让司法人员在办案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唯恐一不留神而被网络推到舆情的风口浪尖上去,成为推到社会和人民的对立面。当严谨的法律问题演化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法律丧失其基本权威而单靠“依法行事”已无法消除深层次矛盾,而不得不为了延缓暂时的局面而以维稳手段加以安抚时,法律的公信力早已变得荡然无存。而基于司法信仰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频遭践踏,“法治”步入信仰的危机,依法治国就成为一句苟延残喘的口号再也无从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在社会急剧转型期,该如何应对如此的司法困境?李昌奎案之再审启动程序竟是由同一法院在波涛汹涌的舆情影响之下主动启动起来的。难道二审的判决结果真的错了么?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需要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确有错误。[ 关于李昌奎案的法律适用:根据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对于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究竟是原审认定的事实不清,还是法律适用有误呢?对于李昌奎案的启动再审,貌似以上两者都不是而是舆情倒逼使之然。既定的司法审判结果反复被推翻,必然会削弱司法审判的既判力,影响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对通过法律寻求正义的期待,降低法律的尊严和司法公信力,影响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

  在我国,司法审判虽为一个独立的司法进程,但要受《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规则的制约,还要受《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有罪、无罪、罪轻、罪重都有相关程序规定。非依法定程序,公权力不得恣意行使职权。然而,社会公众所关注的往往不是程序是否公正严谨,而是结果是否他们内心所提前认可的“公正”。不少人特别是在诉讼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会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想法,认为程序可以随意地编造。这既与我国老百姓受传统文化之影响有关,也与我国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程序运作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影响。而且过于繁杂与专业的程序运作,即便是公开公示,也不是一般社会人员就可以看懂并进行监督制约的。所以广大社会民众只会关心司法审判的结果是否正义。然而,背离了程序公正运作下输出的“实体正义”到底对谁正义,又能有多少正义可寻呢?这更应该受到质疑。在网络上,不明真相的人们会因为对正义的理解不同,或因站在不同的立场而持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争论不休;然而,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正义的理解与坚持,却必须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必须有正确的判案依据。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当“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形成很强的舆论导向时,作为一个法律人,更应该冷静地思考,“民愤”绝不是判案的依据。“民愤”背后代表的是道德因素,而不是法律所寻求的公正。“民愤”形成的基础是民意的沸腾与激情的勃发,是原始的同态复仇。利用公权力进行报复,必然导致矫枉过正,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特点。“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达到的法律效果既不是罪刑相当的处罚,更与刑法理论的“罪责刑相适用”原则相背离。所以,民愤不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下审判的依据或处罚的理由。更不能像某些人甚至某些地方法院所言,如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就要判处死刑。法治社会环境下判处刑罚是根据法律为维护或恢复正义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根据不明真相者盲动的情绪恣意妄为。在司法工作者面临形成定势的网络激情时,遵从法律,客观公正的适用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是我国刑诉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显得更为迫切和极端重要。

  所以,法院要善于加强与网络舆情的沟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沟通和协调,从容面对网络舆情的询问与质疑。从事司法审判的工作人员及其团队,除了要对案件高度负责和审慎办案之外,主动的进行司法公开,让民众了解事实真相,是消除社会公众疑虑的最好方式,也是实现审判公正的基本前提。缺乏足够公开力度的审判结果由于缺乏说服力,即便个案是公正的,也必然为民众所质疑而被认为是一种恣意的权利实现方式。而公权力的恣意,必然引起民众对事实真相及审判过程及结果是否正义的怀疑乃至批判。及时答疑解释,重视民众的知情权,加深网民对法院工作的了解,明了案件的是非曲直,增强社会大众对法院审理案件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正确处理好舆论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推动社会和谐。

  四、网络舆情能否推动公正司法?

  网络载体具备先天虚拟性。网络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网民身份隐匿,可以记名或无记名表达见解。网民发表意见比在现实中更为真实,当然也更为活跃和随意。网上言论能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真切的反映民意和社会心理。“任何个体都可以匿名、虚拟身份、多重角色表现自我并与其他人或群体发生关系”。[9] 然而,由于网上舆论未经审核和确认,且未经太多的考证,很容易形成“跟风”。在网络环境下,事实真相往往会被遮掩。网上的舆论由于不像司法机关所掌握的法律事实那样准确,缺乏深入的考究,也无法像庭审那样可以交互的质证,信息发布者的情绪甚至是失实的报导,都会对网民读者起到误导作用。有些网络舆情的热点看似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事实上却可能只是个别人反复‘灌水’或网络操盘手操纵或炒作的结果。网络舆情先天的盲目性,必然造就后天的随意性。由于我国的立法现状对网络管制尚缺乏严谨的程序性,对网络远未形成有效的规制,当一些“新闻”在网上表现的真假难辨、扑朔迷离时,现行法律显得无能为力。

  网络舆情具有激情性。网民发言会欠思考甚至不做思考而随意“跟风”,或者仅凭一时激情而随意宣泄。特别是当一些重大影响力案件发生而现实中的诉求渠道又不甚畅通时,一些刻意挑动大众思维的偏激语言会在网上迅速泛滥并形成舆情导向。如“我爸是李刚”所激起的网络舆情,让一起本来案情并不复杂的机动车校内交通事故,让所有的焦点所对准的是特权下的司法如何涌动,人们所担心的“官二代”能否也像普通民众那样一样的受到司法与正义的审判,司法审判活动是否还能维持清廉?大众对社会公正的担忧,正是由于“我爸是李刚”一语的偏激触碰。至于“我爸是李刚”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境下所言,已无人无暇去探究。

  网络舆情具有导向性。网络上不特定人的关注与随意评论,带有太多情绪化甚至硝烟味的口诛笔伐,结果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网络舆情。这样的舆情由于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并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依据不能完全确信的证据甚或是所谓传言的“事实”而作出的“网络审判”。带倾向性观点或情绪化的舆情性“审判结果”,其实反而成为正常司法审判活动的最大杀手。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时期,在以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大局的形势下,在以法律要为政治服务的背景下,网络舆情形成的“网判意见”恰恰在以表面的“民意”影响并冲击着司法正义的实现。而离开严格程序监督与控制,且带有价值趋向和随意性的网络所形成的所谓民意也有可能仅仅是部分民意[ 据前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但也只是不到我国人口的一半。所以说网络很难说就是代表了全体社会公众的意见,甚至最多也仅仅是代表了部分网民的意见而已。而且依我国目前现状,弱势群体的话语权被重视程度仍然较低。],而不能说是整体的社会民意。因为,网络很难说就是代表了全体社会公众的意见,甚至最多也仅仅是代表了部分网民的意见而已。网上众说纷纭的方式,形成对司法审判权的审查与质疑,让司法审判人员在断案时顾虑重重,甚至不寒而栗。从表面看实质正义似乎是得到了伸张,然而缺乏程序正义作为保障司法审判,无法保证输出的结果就是社会正义。

  网络舆情具有随意“感官”性。当民众在质疑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其评判的标准主要就是根据网上的不完整、不准确信息和来自民间的道德标准,根据自身的好憎进行的感情评判或感官判决。网上舆情只是一种呼声,是基于不成熟的尚待进一步确认和查明的证据所得出的评判性结论。虽然代表着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求,但由于网民所掌握的材料未必是事实真相,而凭其不确定的,未必正确或准确的传言就裁判,显然更是没有说服力的,是不正义的。历史上著名的袁崇焕案件在盲动的民愤下最终被处以凌迟之刑,成为那个时代下民愤舆情的随葬品。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的社会公众对案件的评判无法建立在充分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再加上网络舆情的激情,盲动的民愤与舆情更易成为“多数人的暴政”,成为杀戮的刽子手。所以,网络信息的掌控者往往掌握不了案件的全部信息,其所代表的正义最多也只是“感官正义”。这显然是与当代法治环境下的司法正义相背离。

  综上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因其先天具备的虚拟性、激情性、导向性和随意感官性,使之在推动司法输出正义方面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成为一把的的确确的 “双刃剑”。由于通过网络这种特殊的载体所传播的舆情自诞生之初就具有自由性、互动性、丰富性、虚拟性、激情性、群体极化性等特点,因而极易受人为操控,突破法律约束,造就负面舆情,从而干扰正常的司法活动,对其造成不良影响甚或冲击。而许多网民法律意识淡薄,认为网络环境下的行为法律不会追究无从追究是造就网民随意发表舆情的最主要原因。因而,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源头保证网络舆情对司法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消除不良影响,从而使网络舆情推动司法进程输出正义,已是刻不容缓。

  五、网络舆情能否推动司法更趋民主?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保障的司法审判,是民众对矫正正义的最后一次期待。网络监督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西方那句古老的法谚早就告我们,“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一个案件是否正义,不仅要看到它实体判决是否准确,更应当看到它在程序上是否公正,是否让人们能看得到它实现的全过程。即司法必须要公开,从而让人们相信结果的正义。司法审判人员既然权为民所授,理应做到利为民所图,为民解困,伸张正义。公平与正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口头与表面,更要通过办理每一起案件来捍卫司法正义的尊严。网络舆情与司法独立并不应产生冲突。通过公正办案,可以推动、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网络监督作为一种新的民主类型,是公民行使社会监督权的一种现代形式。虽然网络世界具有虚幻性,但网络舆情毕竟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其舆论导向也折射出广大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迫切追求,特别是网络对于“影响性诉讼”的关注,[ 此类诉讼尽管当事人一方是毫不起眼的普通老百姓,但因为它的诉求是关涉民生、关涉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起诉方具有更多的民间利益代言人的色彩,因而官司为社会普遍关注,诉讼本身及其结果的影响力将远远超越个案的范畴。这类诉讼就属于影响性诉讼。如:2002年的山东齐玉苓案引发宪法私法化的讨论,2003年的广东孙志刚案宣告了传统的收容审查制度的终结,等。参见刘武俊,认真对待“影响性诉讼”,《中国改革报》,2006.07.12.]有利于推动司法更快地实现公平正义。最近合肥少女毁容案件通过网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被告的父母就职于当地的政府部门,案件很快被打上“官二代”的烙印并在网上广泛传播。网民对此表达出了极其仇恨的态度。人们之所以“仇官”、“仇富”,本质的心理态度是“仇权”。社会公众特别是弱势群体担心和质疑,法律在施行过程中是否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一切社会成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能够真正的得以贯彻。这说明,司法民主已成社会公众的普遍呼声。吴英案中,网络舆情的广泛传播,甚至惊动了中央政府的总理。从一审、二审再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最高法院最终做出了“刀下留人”的裁定。本来是“罪该处死”的司法定性,也是在网络舆情的进一步考量下,“死刑犯”最终得以活命。这说明,人权保障,特别是对于生命权的呵护,已日益成为社会公众所关心的重要课题。网民对邓玉娇案的紧追不舍与愤愤不平,折射出对民众对于劣质官员的仇恨心理。猛烈的网络舆情使一起普通地方案件升级为举国关注的大案。邓玉娇最终免于刑事处罚,成为“被网络舆论拯救的人”,充分显示了司法渐趋民主,网络舆情代表着民意,在推动当代中国的司法活动趋于民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结语:网络舆情与公正司法之良性互动

  通过以上问题与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舆情,其外延表现为在互联网上传播及互动的网络言论,其内涵其实为通过网络所表现的整体民意或部分民意。当然,由于网络的虚拟与随意,没有直接接触当事人和证据的网民凭借情感和常识做出的网络调查和舆论监督,可能会是片面的,网民所造就的网上言论可能是不真实的甚至是恶意的。甚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网民们的正义观念,恶意引导舆论,引起以讹传讹。于是网络舆情对司法公正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当然也会产生部分负面影响。但既然我国宪法规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就理当成为公权力行使者必须遵守的政治原则。在当代法治中国的法律适应上,更需坚守这一原则。而对于这一原则的坚守,既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权力制约。权力制约则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监督。网络舆情,作为社会公众表达民意的方式,也是监督公权力实施和社会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一种方式。网络时代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迅速了解案情真相并关注其发展,“网络以其广阔的传播范围横扫社会的各个角落”, “使得舆论监督的领域更加广阔和深入”,社会公众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法律是正义的代名词,法官是正义的现实化身。法官判案依据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法律。法律是判案人员的唯一上司。当司法审判受到民众监督的质疑时,司法机关有义务以更加严谨的态度审查案件,还原事实真相,让普通民众移除对司法审判的神秘感,从而得到民众的更多支持,也进一步提高司法审判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现行形势下,接受舆论监督,使司法工作更加严谨,有利于程序公开,强化司法职能,推动司法审判公正。判决生效后,不能随意推翻,以免影响司法既判力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出自《法律与宗教》,是伯尔曼1971年在波斯顿大学的讲演集。当时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脱节,法律失去原有神圣性,只有让法律抵达人心,只有在全社会高度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方能“形神兼具”。有鉴于此,伯尔曼指出: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也易于变为狂信,并呐喊“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其实,网络舆情的主体——网民,并不是故意要造成“民意”与“法意”的对立,其所担心的司法不公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法律的不被信仰和不被执行。

  由于互联网的先天属性与现实特点,对于网络舆情,我们应该采取倾听和包容的态度,通过正常反映民意的网络舆情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促进其与正常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在网络环境下,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重大案件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正确处理网络民意有助于推动和促进司法的进一步公正。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网络舆情代表民意,关注司法审判是人民行使言论自由的表现,是行使我国宪法赋予的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体现。社会公众在合法的权限内发表言论,形成网络舆情,司法审判人员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媒体和公众不能左右司法,但司法却必须对媒体和公众有所交代。这种交代不是简单地面对网络舆情之涛行迁就之事,而是要以司法公开的方式让民众了解案情,信任法官,从而提升司法公信力。只有及时地公开司法进程与具备说服力的判案依据,让社会公众获取相对称的信息并监督到位,形成有效的监督体系和监督方式,才能形成有效的司法监督,确保司法公正。随着司法公信力的进一步提高和法治文化在我国的最终形成,网络舆情与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会逐步统一,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刘正全 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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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潘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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